罗振建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科研处，重庆 400064）

摘要：抗战时期我们党对中间党派采取团结和争取的政策，开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政治上争取团结合作、组织上切实扶持帮助、利益上充分尊重照顾、思想上给予说服批评，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国民党顽固势力，争取抗战胜利，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也为新世纪新阶段统战工作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始终把民主党派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始终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始终做好广大台湾人民工作，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式方法。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中间党派；统战工作；历史启示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07)02-0000-00

抗日战争时期，中间党派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具有中间立场的重要政治力量，它们在各自联系和团结中间势力，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坚持民主宪政、反对独裁统治，协调国共两党矛盾关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等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国民党顽固势力，争取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采取了团结和争取的政策，开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也为新世纪新阶段统战工作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

一、抗战时期党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

抗战时期的中间党派是指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具有中间政治立场的党派，主要包括第三党、国民党内民主派、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救国联合会、中国致公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以及中国民主同盟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等。中间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反帝、要求民主是它们基本的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一致。中国共产党正确制定了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积极开展了对它们的统战工作。

（一）政治上争取团结合作。抗战初期，我们党把争取中间党派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部分。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中提出了“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P356)。抗战相持阶段，针对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我们党吸取了过去“太重视国共合作，完全冷落各小党派”[2](P81)的教训，把争取中间党派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极严重任务。1939年1月正式成立的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机关，加强了对中间党派的政治争取工作。1940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小党派及中间分子工作的指示》，提出强调“同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分子联合”[2](P48-49)。5月4日，我们党明确地把争取“各小党派”即中间党派作为争取中间势力的七种之一[1](P757)。8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过去偏于联蒋，对中层阶级联络不够，如对黄炎培、梁漱溟等的联合工作做得不够”[3](P456)，强调“对各党派的关系——基本上应扶持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2](P37)。为了完成争取包括中间党派在内的中间势力这一“极严重的任务”，毛泽东强调必须具备这些条件：“（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1](P747)。皖南事变前夕，为了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争取中间党派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党决定“采取缓和态度”[4](P78)，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致“佳电”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同意将驻皖南的新四军军部与直属部队移到长江以北，与此同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人根据毛泽东多次指示要求及时制止国民党蒋介石反共投降政策，多次同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张申府、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等中间党派领导人集会，向他们阐明中共团结抗日的基本立场，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破坏国共合作的真实情况。皖南事变以后，我们党决定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在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4](P193)的方针和“坚决斗争绝不妥协的立场”[4](P192)，重建新四军军部，拒绝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同时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频繁与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等中间党派领导人交谈，向他们介绍皖南事变真相，阐明解决时局办法十二条和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的原则立场，以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二）组织上切实扶持帮助。抗战中后时期，由于国民党蒋介石不仅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多次发动反共高潮，而且不断加强一党专政，压制抗日民主运动，中间党派逐渐萌发了联合起来、以求自保的愿望。对此，我们党对中间党派的建立、发展和联合给予切实帮助。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从救国会朋友直到各地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及地方实力派等）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2](P41)为了实现皖南事变以后的时局好转，194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中指出：我党“必须赞助各个代表中间阶层主张抗日民主的其他党派”[4](P200)。皖南事变发生后，中间党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第三党章伯钧、青年党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向中共表示愿“保持合作”，周恩来等对此“深表赞同”[4](P265)，十分支持，并为此作了大量协调工作，在1939年11月推动中间党派建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不断帮助它直至在1941年3月建立为正式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成立后，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经常去重庆上清寺“特园”，同民盟领导人共商国是，促进内部团结。民盟为争取合法和公开地位，派梁漱溟到香港创办机关报《光明报》，周恩来对此表示热忱赞同，并指示中共在港负责人廖承志给予资金支持，顺利促成《光明报》于9月18日出版。“整个说来，政团同盟的建立和出版报纸，得到了中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5](P102)皖南事变以后，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丘哲与中共洽谈，“表示合作诚意”，愿与中共“建立更密切之合作”，并希望中共对“他们的政纲、组织、宣传及经济与切实援助”。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对此表示“极端赞同”，并“愿予以种种协助”[4](P265)，使其经过组织整顿得以巩固和增强了力量。经过南方局的不懈努力，到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南方局工作范围内，当代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有五个（包括其前期组织）在重庆、上海、广州建立起来，使民主党派阵营开始形成，为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格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历史条件。

（三）利益上充分尊重照顾。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6](P808)“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1](P783)“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1](P748)，“尊重他们的利益”[1](P747)。周恩来也强调要“照顾小党派利益”[3](P473)。抗战时期，为了争取中间党派，我们党制定和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对中间党派及其所联系和代表的中间势力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等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照顾。在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三三制”政权，即“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给中间派三分之一的位置”[1](P742)，实行厂主改良待遇、工人积极做工，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等经济政策。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对中间党派及其领导人从个人生活的冷暖安危，到组织建设，直到政治利益，无不尽力悉心照顾。例如，在皖南事变后等危急时刻，周恩来都妥善安排民主人士等转移到安全地区；针对国民党对包括中间党派的政治压迫，周恩来、董必武提出建议、被党中央采纳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中，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3](P497-498)。抗战后期，周恩来代表中共在重庆向国民党正式提出由国、共、民盟三方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和解决如何结束一党统治、起草共同施政纲领、改组政府使之成为联合政府问题，要求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里三方代表各占三分之一；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中共提出召开政协会议问题，周恩来为此提议国、共、民盟和无党派每方九名政协代表，后因国民党挑拨青年党退出民盟的单独参会，共产党又主动让出两个代表名额给民盟。这样照顾中间党派的政治利益，是为了更好地团结它们促成民主政治的发展，争取抗战的胜利。

（四）思想上给予说服批评。毛泽东指出：“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 [1](P747)。抗战时期，中间党派虽然在抗日、团结和民主等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由于它们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它们也提出过一些错误的主张，例如抗战初期章乃器的“少号召、多建议”，以及有些人在国共两党冲突中要求我们党无原则地迁就国民党的倾向等。针对章乃器“少号召、多建议”的观点，我们党除写文章对其进行批评外，周恩来也多次同章乃器谈话，进行批评和帮助，后来章乃器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放弃了他的观点。对于中间党派在国共两党冲突中要求我们党无原则地迁就国民党的倾向，我们党对它们进行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帮助它们提高了认识，使之由劝说我们党向国民党蒋介石让步转而支持我们党的原则立场。例如，皖南事变以后，中共提出“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解决时局办法十二条，中间党派异常高兴，并建议当局不接受十二条，中共参政员就不出席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可是当蒋介石表示接受它们设立各党派委员会的要求时，它们又转而受蒋介石委托力劝中共出席大会。对于这种动摇立场，周恩来、董必武向它们说明了蒋介石的政策和共产党的立场，表示不能出席参政会，并“提醒他们，不要上当，莫被各个击破”[4](P228)。后来蒋介石把在参政会上所许诺的“民主”全部推翻，使中间党派醒悟过来，明白了中共南方局坚持原则、对其进行善意委婉批评的正确性。正是经过这样一次次的教训与批评，中间党派不断修正了自己的不足，一步步地加强了与共产党的团结合作，推动了民主运动的日益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我们党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获得了极大成功，使中间党派在对待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抗战初期对国民党蒋介石抱有幻想、对共产党劝其让步，到抗战中期对国民党蒋介石大为失望、对共产党日益同情，再到抗战后期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同共产党亲密合作，为争取抗战胜利，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抗战时期党对中间党派统战工作的历史启示

抗战时期党对中间党派统战工作的成功经验，为我们做好新世纪新阶段统战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历史启示。

（一）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抗战时期我们党同中间党派建立了合作关系，经常就团结抗日、民主宪政等共同关心的时局国事问题进行聚会商谈，协调行动，特别是1941年3月中间党派参加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以后不久，中间党派从11月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开始对国民党当局的幻想比较少，“有与各党派一致要求实行民主的提案，会场上也能一致了。这时中间党派可说是完全被我争取过来依靠我们这方面了”[2](P78)，从而逐步实现了中间党派到民主党派的演变。从1945年围绕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开始，中共与民盟还达成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前事先彼此协商的谅解。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同中共并肩战斗，1946年拒绝参加由国民党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将完全投靠国民党蒋介石的青年党、国社党清除出民盟。各民主党派都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1948年发布的“五一”口号，同中国共产党一道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中抛弃了某些人的“中间路线”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逐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作出重要贡献，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民主党派一道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政治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一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和历史性的共同选择，它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和根本利益，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具有历史必然性、选择合理性、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核心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重点是推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通过丰富民主形式、创新民主内容，努力建设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又体现充分发扬民主、既保持一致性又体现多样性、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7]

（二）始终把民主党派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整个抗战时期，我们党的统战工作是以国民党为主、中间党派为辅，这是由国民党和中间党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不同地位作用所决定的。但是，抗战时期，我们党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就是由太重视国民党而轻视中间党派到重视中间党派的过程，这是与拥有全国政权与军队的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抗战比较积极、政治比较开明，在抗战中后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治态度发生变化有关，与中间党派有一个力量积蓄、组织发展以及对国共两党政治态度的发生变化有关，也与我们党对中间党派统战工作的认识不断提高有关。正如周恩来指出的，“国共合作为主，地方与各党派为辅，是历来统战的方针。不过武汉时代太重视了国共合作，甚至幻想一些成果，致完全冷落了各小党派及地方实力，且为国党所吓住，反令其易于操纵，这不能不是一个教训。”[2](P81)抗战相持阶段以后，我们党明确把争取中间党派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极严重任务而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推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我们党对由中间党派演变而来的民主党派统战工作摆在首要位置。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项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已经发展成为各自所联系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和代表，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使我们党对民主党派统战工作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成为党的统一战线的首要工作，是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要求，做好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工作。

（三）始终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中后期，我们党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虽然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但是把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国民党顽固派，争取抗战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虽然把民主党派作为统战工作的首要工作，但是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重要力量。目前大约有5000万人，加上在相关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总人数约1.5亿人。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并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8]。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并将继续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就其经济地位来说，他们属于社会的中等阶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要坚持“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针，坚持以社团为纽带、社区为依托、网络为媒介、活动为抓手的方法，加强和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对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新力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四）始终做好广大台湾人民工作。抗战时期我们党争取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获得巨大成功，对于做好台湾工作，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具有重要的启示。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除了我们把大陆的事情办好、进一步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深入开展反“台独”反分裂的斗争并不断取得成效以外，关键是做好广大台湾人民的工作。目前台湾岛内是“两头小中间大”，即主张祖国统一和主张“台独”分裂的人都只占少数，而主张维持两岸不统不“独”现状的人却占多数。面对这种状况，我们要牢牢把握两岸和平发展这个主题，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只要不支持分裂民族和国家，只要不做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只要愿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贡献，不论什么政党、什么人，也不论以前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们都要广泛团结、积极争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要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和维护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台湾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对台湾人民的工作，加强同台湾同胞的团结，充分肯定台湾同胞的爱国主义传统，充分理解台湾同胞在特殊历史遭遇下形成的复杂心态，充分尊重、照顾和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的合法的权益，充分尊重台湾同胞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继续扩大和深化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推进两岸直接“三通”，尽最大努力为两岸同胞谋和平、谋发展、谋福祉，使两岸同胞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式方法。抗战时期，我们党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与我们党坚持以人为本的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式方法分不开。第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也是党的统战工作的生命。抗战时期，我们党坚持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制定了政治上争取团结合作、组织上切实扶持帮助、利益上充分尊重照顾、思想上给予说服批评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极大地争取了中间党派的人心，极大地凝聚了中间党派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治条件，也为以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地制定和贯彻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在深入分析和研究爱国统一战线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推动了统战工作创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团结、稳定、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要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世纪新阶段统战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全面系统地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新世纪新阶段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依靠劳动者力量，发展建设者力量，团结爱国者力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祖国完全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力量。第二，科学的方式方法，是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跨江之桥”和“渡河之舟”。抗战时期，我们党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也与我们党坚持以人为本，把团结人、凝聚人作为永恒主题，形成平等相待、民主协商、求同存异、广交朋友、真诚服务、照顾同盟者利益、思想引导等许多科学的方式方法分不开。在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统战工作呈现出开放式、社会化和网络化的特点，领域不断拓宽，范围不断扩大，工作主体不断增多，这些都对更好地贯彻以人为本、用科学的方法做好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统战工作作为我们党一项特殊的群众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特别是做党外代表性人士的工作，政治性很强，人情味很浓，艺术性很高，更加需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要按照尊重人、理解人、帮助人、团结人的要求，以解决统一战线广大成员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坚持平等相待、民主协商，正确引导、真诚服务，做好聚人心、暖人心、稳人心、得人心的工作，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统一战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M].北京:重庆出版社,1990.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4]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5]叶笃义.略谈中国民主同盟历史[A].于刚.中国各民主党派[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胡锦涛.在中共中央举行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7-02-15(1).

[8]叶晓楠.中国新社会阶层引起关注[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02-13(1).

                                                                         原载《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